为什么我们的教改这么难？

教改=折腾教授？背景提示《深圳大学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总体规划》分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实行全员聘任、签约履行的人事分配制度；②建立和完善高端人才引进、培训和管理机制；③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探索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④推进科研管理改革和学科建设，优势学科做强做大；⑤实行学术主导内部管理体系；⑥建立以自主办学为基础的立法办学办学保障体系。最近，包括人事变革在内的去行政化大学如火如荼。最近，包括人事变革在内的去行政化大学如火如荼。深圳大学再次开始试水改革。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的高校改革，包括2003年北大轰轰烈烈的人事改革，最终都没有结果。当我们的学生从大学出来，到社会，到企业，到各个单位，其实是一道关。你看，这么多学生拼命去上各种课外补习班，最后进了大学。嗯，这四年学完学分，他们一赚学分，就发现自己还是很迷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成功。众所周知，中国不仅在内地进行了教改，在中国台湾也进行了教改。20世纪90年代，台湾省的教育改革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改革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元哲推动的，最终以失败告终，成为笑话。中国台湾省的教育改革研究了美国的表面现象。他们设立了大量的大学，所以台湾省的大学录取率高达120%，甚至超过了考生人数。可以说每个人都有大学念。不仅如此，还促进了教授治校的理念。台湾教授抱怨说，教授治校后，连倒垃圾的工作都要教自己做。因为既然你让教授治校，你以后会自己聘请垃圾工和清洁工，学校行政部门也不在乎。教授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教授也不知道如何聘任，所以他只能倒垃圾，哈哈哈，真的很有趣。我认为香港大学在内地、香港和台湾的教育改革中更为成功。为什么香港成功？不是因为香港改革改革好，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是英国统治时期的制度，我们以后再谈。我发现大陆任何一所大学的改革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主要是教授。例如，人事改革要求教授像美国一样发表论文，然后不聘任，不能拿铁饭碗，这和计件工资是一样的。还有不要行政主导，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给你官位，不要有任何正厅和副厅。你是纯粹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我觉得最近的教改基本都是基于这两个，完全不考虑教改的目的是什么？读者不知道蔡元培是中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成功的大学教育改革。改革和我们现在的改革有什么区别？蔡元培实现了真正的目标。他认为，大学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主观怀疑现实，培养高尚的情感，实际上是以学生为改革目标。学生只有怀疑社会，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改变了，改变了一些细节，在技术层面的改革，我认为主要目的是抛弃老师。事实上，我们通常说媒体经常炒作的大学病之一是衙门化，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去行政，这意味着教授应该不是官员，不要给干部身份。另一种是官不当教授，这一点非常重要，即教授级官员是不能接受的。这种现象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官员怎么会突然成为教授？你有可能开始上课，因为我们的一些非常实用的课程确实需要官员。例如，交易所的官员可以开设专门的课程，谈论金融和证券，这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好。但是不可能进入正式的教职员工制度。此外，中国香港的大学继承了英国统治时期的制度，其行政制度非常庞大，没有美国那么小。而且我觉得香港大学整个行政系统的权力大于教授，至少不小于教授。大陆的大学更强。大陆白发苍苍的学者，在行政人员面前都要低下高贵的头。在北大，科长比教授牛多。在香港，做行政的人还是很有礼貌的，他们还是以教授的话为主，教授绝对不可能低头。而且，在香港各大学，教授很容易给校长打电话。如果你有事要找他，就给他打电话。他会和你说话，没有区别。不仅如此，学生和校长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频繁。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在半夜与学生一起观看南非足球世界杯和亚军，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看看我们的大陆，普通学生每年都能见到校长，或者在开幕式上。因此，北京大学老校长徐志宏当时唱了《看不见的翅膀》，感动了中国大陆的许多学生。他们说校长可以和我们的学生一起唱流行歌曲，他们太感动了。你应该知道，改革不是大学本身如何改变的问题，而是你的外部环境是否能培养出科学管理大学的制度。香港教授有自己的主导权吗？有的。例如，当我们聘请新教授时，新教授必须来学校。我们请他发表一篇论文，评论他的论文是否写得好。每个教授都会发表一些意见，比如你对这个人的印象。最后，几位教授做出了决定，包括像我这样的资深教授。当我们几个人做出决定时，所有的老师都必须服从，因为它要么是真正的民主，要么是由几篇论文发表最多的大牌教授做出决定。当然，我们也会采纳所有教授的意见，但一旦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就必须服从。事实上，这是纪律的表现，而不是简单的民主。当我们选择新教授时，标准是什么？首先，检查新教授是否会教书。这一点很重要，你表达不清楚，能不能当好老师，这是考虑的标准之一。相当于客户体验。第二，新教授有发表论文的潜力吗？为何强调这一点？因为新教授进来后要继续做研究，把最新的知识带到学校，所以一定要确认你有没有发表论文的潜力。此外，你还必须有良好的口才能够告诉你肚子里的知识。这是我们选择的几个方向。我们永远不会因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而做任何事。这种自私在香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信托责任，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按照这些标准进行评分。请想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态度。我告诉你，这不是因为你的良心，而是因为整个香港的外部环境，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内的大学以外的环境。你知道香港高官的公务车吗？夫人和孩子不能坐，只能让你上班。假如你带着孩子去上学，或者带着狗去看病，那就违反了信托责任，这是一件大事。我认为有必要解释什么是信托责任。大学生的父母把大学生交给大学，社会对大学有期望。大学应该如何实现他们的服务？这种契约精神是信托责任，也是大学改革的真正重点。例如，像我一样，我强迫学生们非常紧张。学生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学习我的课程，但学生们可以随时打我的私人手机找到我。如果学生们有问题，他们可以和我讨论。我必须从头到尾看到学生们写的报告。学生们非常感动。他们说他们感到非常惊讶。这么忙的郎教授怎么能有时间读学生的报告呢？因为这是我的信托责任，这是我的信托责任。因为我强迫学生非常紧张，我的学生毕业后不需要再次训练，可以立即上岗。举个例子，我在北京有一个专门帮我做研究的研究团队。我在大陆雇佣了很多大学生，包括研究生，但他们基本上不称职。我们的淘汰率很高，达到95%，迫使我从香港聘请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因为香港的学生可以直接接轨，但我们大陆的学生不能接轨。四年后，我没有学习。我必须从头到尾教书。我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所以我的几个研究助理不得不开始上课，重新培训新的研究人员，弥补他们过去四年浪费的时间。总的来说，香港的教育改革是引进制度和纪律，而不是简单的民主。为什么台湾教改失败？因为他们引入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怎么办？如果一所学校有60%是差教授，那么一人一票的结果就是这些人可以控制全局。他们可以雇佣他们的朋友和最坏的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恶性循环。你说香港民主不民主？足够民主，但香港的大学教育并不民主，也就是说，少数最杰出的学者做出决定，并尽最大努力聘请最好的教授。例如，张伟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讲座教授。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旁边。他们的工资不多，甚至不一定比清华教授高，那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呢？这是因为当他们到达香港时，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在这种环境中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让我再举一个例子。2004年，在国有企业改革讨论的时代，我当时非常困难，比如顾晓军告诉我。我们大陆的许多学者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都在责骂我，但香港中文大学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件事。学校给了我绝对的尊重和学术自由，这让我非常感动。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尊重是否体现在我国大陆的教育改革中？显然不是，我们大陆的教改都在折腾教授，都是细节性的技术改革。与大陆和台湾相比，香港的大学改革应该很少，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香港的大学非常规范。有句话说：如果你不想做事，你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想做事，你什么都做不了。也就是说，由于特殊规范，很难做事，它保留了优秀的英国统治时期以学生为主、尊重学术自由的教育体系。台湾和大陆的教育改革基本失败了。为什么？正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主体，乱改一通，既不以学生为主体，也不提倡尊重学术自由的氛围。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