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的诱因

公共危机的原因极其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国际因素。在当代国际社会，随着环境气候、人口、城市化、全球化、高科技发展、恐怖活动等因素的变化和相互作用，公共危机的可能性增加，危机事件增加、损失增加，在寻求发展和风险防范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中国也不例外。加上我国地域大、人口多、发展快，又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各种风险因素不断产生积聚和相互作用下，各种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有增无减，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具体来说，公共危机的主要因素如下。（1）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与经济活动的结合，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导致了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工业社会的物质财富。但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由于人们掌握不足、错误、事故或人为故意，加上技术灾害最难实现早期预警，预防和处置更复杂，也带来核危机、生态危机、工业事故足以摧毁全人类危机，使人类社会在高科技社会普遍缺乏安全感，各种工程事故、交通事故、化学泄漏、通信网络事故、环境污染事件、生物技术灾害、核泄漏、恐怖分子、犯罪分子也利用现代技术手段从事危害社会活动，造成人为事故灾社会危害更大。据统计，事故灾害的频率和损失在我国四类突发公共事件中排名第一；新食品中毒、慢性污染、有害健康食品、病毒变异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技术因素有关，成为威胁生命健康的隐患；在社会安全事件中，利用高科技、先进工具和智能从事危害社会的活动越来越困难。（2）全球化对危机扩张的影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虽然它经常被用来指经济全球化，如全球经济市场化，但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2）全球化对危机扩张的影响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虽然它经常被用来指经济全球化，如全球经济市场化，但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社会学家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疾病传播等共同问题面前达成的共识。从全球化与公共危机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全球化导致了公共危机的蔓延。自1986年英国出现疯牛病以来，疯牛病就像一场可怕的噩梦。目前，疯牛病仍以食物链的形式从各种渠道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面临着疯牛病的严重威胁。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各国交流和商品活动非常频繁，海路空运非常畅通，为病毒的传播开辟了便利之门。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公共危机或灾害的影响急剧增加。在人员沟通有限、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公共危机只能影响或到达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对国外的影响相对较弱。然而，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流加速了危机的蔓延。只要危机在一个城市和地区爆发，它就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如果某些地方不清楚危机，对策失败，危机可能会迅速蔓延。例如SARS疫情从2002年11月开始出现在广东。由于对这种可怕的疫情缺乏了解，政府对公共危机治理缺乏了解和准备，在这些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措手不及。因此，危机事件以广东、香港、北京为中心向外蔓延，迅速蔓延到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并蔓延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8000多万人被感染，900多人死亡。据科学测量，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根据科学测量，近50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随着人类对矿物燃料使用的依赖，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逐年增加，温室气体的加热效应将逐渐明显和突出。未来，全球气候将继续向变暖方向发展。这种升温增加了发生各种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的可能性，中国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水旱灾害、热浪、沙尘暴、火灾等灾害的增多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研究表明，非典疫情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害与社会活动引起的灾害相结合，使风险灾害呈增长趋势。(4)只有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社会才是稳定、和谐、无危机的社会。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国际国内经验表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往往是风险因素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容易增加的时期。一直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阶段，大大增加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竞争机制必然会导致利益隔离的变化，也会触及一些成员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例如，随着企业的重组，有大量的下岗工人。随着收入的减少和生活的无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做出非理性的行为，有些人甚至采取集体形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但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和危害也是巨大的。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会造成资源破坏，增加灾害灾害的可能性。纵观现代发展，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都以资源开发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工业化时期更加严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由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加剧，许多河流的水质已经成为五种毫无价值的水，使鱼和虾难以生存。此外，人工环境资源的破坏可能会造成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后果可能比以前更大、更严重。总之，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相互作用导致危机增加，危害扩大。(5)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深层次的核心，是减少人类冲突的最后障碍。因此，由文化矛盾引发或支持的冲突和危机，其根深蒂固性和持久性要远甚于其他原因直接引发的危机。防止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文化的融合。从社会共同语言到维护社会一体化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再到公众的政治意识和宗教信仰，文化同化的范围非常广泛。若如一个社会的文化异质性很弱，人们有广泛的价值认同，毫无疑问，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很高。相反，如果社会文化的异质性很强，那么社会冲突的爆发就会有可怕的社会心理基础。中东战争没有熄灭，恐怖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分歧。不仅在原有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制度变化中，传统价值观的丧失和现代价值体系的扭曲或不到位，使文化体系失去了稳定社会的功能，不能成为减少人类冲突的最后障碍。然而，危机经常发生，危机比其他原因更持久、更有影响力。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教育发展滞后，社会道德和公共伦理失范，腐败的社会氛围动摇了道德基础。网络时代的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旧的道德规范体系，道德虚无主义情绪逐渐蔓延。严重的规范缺失和规范偏差、社会结构变化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人们在新的行为内容和选择标准面前缺乏必要的规范指导和约束；现有规范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快速变化，也导致人们在具体行动中的严重偏差和脱轨。（6）国内外人类危机治理能力的局限性经验表明，在相同背景下，由于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同，各国控制灾害事故和危机的程度差异很大。若政府和社会有较强的应对危机的能力，就可以预防甚至减少危机带来的灾害。人类危机应对能力的制约首先体现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局限性上。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深入、知识的积累和技术手段的扩大以及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和深入，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得到了加强，人类对自然危机的认识、预测、防治和抵抗力得到了大大提高。然而，面对浩瀚的自然界，人类对自然运动规律的理解仍然是沧海一粟。人类认识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自然现象，这种局限性在科技探索活动中，常常表现为人们对其探索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不可能有充分的估计，因而在人们科技探索活动中会出现重大的意外，甚至造成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例如，1986年，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爆炸时泄漏的核燃料浓度高达60%，污染地区至少包括2.到1992年，已有7000多人死于核污染，经济损失达到1800亿卢布。二是人类控制自然手段的有限性。与人类了解自然的能力相比，人类改造或控制自然的能力更有限，特别是在严重的灾害性天气面前，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被动地防御，他们不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远离人类。最后是人类行为控制能力的限制。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行为不规范，控制能力有限，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2004年11月28日，陕西煤矿40多年一遇的特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尚未结束。2005年正月初六，辽宁省阜新市又发生了213人死亡的特大矿难。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企业的安全生产，但人类忽视各种规则也是灾难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