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期/专题】开放的视野和专业主义，公共关系的未来图景

　　编者按：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主办、哲基数字承办的“公共关系新视野——第二届莫干山公共关系思想峰会”，于2017年12月16日至12月18日在浙江省良渚文化村成功举办。来自中国公共关系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领袖、企业精英和资深媒体人汇聚一堂，交融思想，碰撞智慧，探讨公共关系行业的未来图景。本期专题摘编与会嘉宾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主题会议一：开放的视野和专业主义，公共关系的未来图景主持：郭惠民致辞：赵大力主题演讲：胡百精、黄小川、商容、许正林、薛可、梁梁、范卫锋点评：胡百精郭惠民(CIPRA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教授)：各位新老朋友、各位同仁，正如本次峰会承办方上海哲基所做的H5简介所言，2015年7月，来自中国公共关系及相关领域的先锋代表汇聚一堂，在莫干山的茂林秀竹间碰撞思想，召开了首届CIPRA莫干山公共关系思想峰会，并由此诞了CIPRA2016版的《中国公共关系之未来》白皮书。两年后的今天，我们相约杭州良渚，举办第二届CIPRA莫干山公共关系思想峰会，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哲基王虎团队为两次会议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重大贡献，正是由于你们的辛勤工作，才让我们这些日行夜奔者，在物质条件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思想有了升华，心灵有了歇息之处。下面有请协会赵大力会长致开幕辞。赵大力(CIPRA代理会长兼秘书长)：首先，对各位新老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两年前第一届莫干山公共关系思想峰会结出了丰硕的硕果，今天在座的有一半的朋友都参加了上一届的峰会，而另一半是新生的力量，本届峰会确实是群贤毕至、蓬荜生辉。我希望莫干山思想峰会能够在大家的精心爱护、贡献营养、思想碰撞之下结出更多的硕果，我们为中国的公共关系领域能够有更广阔、更美好的前景而共同努力。此外，这一届的莫干山思想峰会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们的嘉宾来自的领域越来越宽广了，学科跨界的成分越来越浓厚了，也希望大家能从不同的视角对公共关系的未来给予精心的、中肯的、前瞻性的贡献。郭惠民：本届莫干山峰会的主题是“公共关系新视野”，英文为New Vision for Public Relations。Vision有两解，一解为“视野”，视野与视力之差别，即后者为目之所及，前者则含目之不能及，也就是穿越、洞察；二解为“愿景”，即我们希望之未来景观。两者合在一起，即我们的思想峰会，不只是预测中国公共关系的未来，更是创造中国公共关系的未来。胡百精(CIPRA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公共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包涵三个关键词：对话、认同和对未来的想象。第一个概念是意见竞争，这也是今天整个公关业在内容、传播层面面临的基本境况。早前几十年甚至大半个世纪的现代公关业中，传播都是特定的机构把信息推送出去，试图在情感深处召唤人性中那些共性的、普遍的情感力量。早前是灌输，后来是感动，现在大家强调体验，就是所谓的浸入。大体上公关业在过去一百年里内容生产就经历了这三个阶段——让人知道、让人流眼泪、让人有深切的体验，但是这都不能解决今天公关面临的问题。传统时代的意见竞争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所有意见竞争是在精英分子内部展开的，知识精英、权利精英、商业精英他们把观点放在媒介之上，然后大家展开观念、观点、方向、方法、解释方案和解决方案的较量，这种博弈是有知识理性基础和伦理理性基础的。第二个特点是，意见竞争是在公共空间之外，是在公共的幕布帷幕后展开的。而今天是我们遭遇了从来没有过的境况，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大家都想看到这件事情。当下的意见竞争是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这给公关业带来了一个变化——多元意见的竞争证明传统的传播形态方式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些问题，那么传统意义上的公关、经典意义上的公关的边界就会被突围，然后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失去了渠道，去媒介化了，出现了真正生产内容的消解，这是一个公关业的根本危机。譬如转基因这样的话题，几年针锋相对，不仅没有增加我们普通人对于转基因的客观知识，反而不同阵营当中相互挑衅的鸿沟愈加深刻。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凡是可对话的信息才是具有传播价值的，凡是具备对话价值的内容才是值得生产和传播的。如果重新评判我们整个公关业的内容生产，现在可能传递的信息90%是徒劳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具备对话价值。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不具备对话价值、不具备对话势能的信息生活、内容生产在今天都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觉得中国公关业在内容生产层面还没有具备原创的、可供对话的基本条件。另外，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对话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人类语言能力的进化下一步就是让物可以对话。一旦人和人可以对话、人和物可以对话，去媒介、去中心，能否生产可对话的内容就更关键了。第二，我想跟大家分享关系建构的问题。公共关系其实在大半个世纪里我们没有做“关系”，而只做了“公共”，就是做传播，“关系”基本上也只是对上下游意见领袖、政府官员、行业协会的人际关系。譬如四百多万的奥迪车主是分离的，他们作为孤独的个体存在，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关系连接，这显然是有一个巨大的价值空间没有被开发出来，所有人都应该联结在一起。我提供两个概念，一个叫纵向尽知，一个叫横向共知。各位知道无论广告、公关、营销、传播使用哪一种手段，在传统时代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期待，就是信息被越多应该知道的人了解越好，这叫纵向尽知。也就是说你的信息从传统的终端希望能够被最大效用的得到，但注意纵向尽知不是一个最终效果，它是一个过程效果。此前的大众传播决定的极致状态只能做到纵向尽知，而今天技术的这道墙已经被打通了，横向共知是可能的，所以所有的公关仍然追求纵向尽知过程自然没有问题，但横向共知是一个问题。因为只有当横向共知发生的时候，共同选择、共同行动才会发生。一旦横向共知可以达成，大规模的商业动员、市场动员、社会动员、政治动员就可能出现，多元的生态就会得以建立，各得其所、皆大欢喜的关系网络就有望形成，横向共知再转向集体行动，用户真正成为建设者，成为和你价值共创的行动主体。这也就是说，公共关系传播要走向对话，今天的公共关系要由少数人的意见领袖的关系管理转向全面的关系网络建设。公共关系机构将来可能存在的新的增长，是成为关系网络或者是关系平台的运营者，如果这个转型不发生，我担心很多公关公司将来大量的业务会被转移，乃至没有业务。黄小川(CIPRA公关公司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华谊嘉信联席总裁、迪思传媒创始人及董事长)：作为公关从业者来看公关，我想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种自嗨式的单向传播确实已经过去了，就是甲方很重视公关新闻稿的发布，发布了很多，但最后效果甚微。为什么?因为这些发布没有办法引发对品牌的认知，这是所谓的单向传播。因为谈到内容层面肯定是需要有势能，要有自带话题，然后有流量才有结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关到底跟内容营销是否可以跨越，我认为答案八九成是肯定的。以前我们说从认知管理过程中通过意见领袖影响受众，进而影响更多的人，但现在意见领袖变的特别多，比较难以影响。现在我们有关部门特别强调“中央厨房”的概念，问题是“中央厨房”的内容一定是被所有的老百姓感兴趣的吗?这个问题在我们公关行业里来讲也是一样的。你认为你可以做到更好的内容，是不是就是受众感兴趣的?这一次我在参加广州的移动分享峰会上，其中有一个观点我很认同，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众包的时代，这个众包的前提就是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指用户原创内容)，就是激发大家的参与。这也是未来公关很重要的方向，即让用户创造认知，激发用户的参与，让受众都能感兴趣，这最终对产品和品牌认知是有帮助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谈到大数据跟公关结合，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公关公司运用舆情监测系统，现在如果靠传统的方式去关注舆情，是非常难的。这当中我觉得可以利用一些工具解放我们的双手，然后通过AI体系找到热点事件、热点话题，来管理论坛，这种方式正在变为现实。智能时代里人可以做的事情，包括新闻稿的挖掘和撰写，包括内容分享和价值点的找寻，所有东西其实智能机器可以做的比我们更好，问题是你的数据库是否足够强大。那么，人可以做什么?BBC谈到公关是最不容易被取代的行业，还有心理咨询也是难以取代的。这里面其实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公关不仅有科学层面，还有艺术层面，其中艺术层面就是人的情感研究，或者是人的情感需求。还有一点就是目前大家用手机微博、微信以及新闻客户端比较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人的沟通方式和方向肯定是千差万别的，不一定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单一的文字沟通。现在我们经常发现90后、00后更多是用语音沟通，包括视频的沟通，他们在微信里很少打字，打字的基本上也都是60后、70后，不打字的就是80后、90后这一部分，当然他们还喜欢发图片，或者是一些特别卡通的图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思想，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所以公共关系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抓住科技，同时也要关注内容。另外就是形式创新这个层面上，只要我们认为能够去增进与消费者沟通和了解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尝试去做，让公关的功能更强大。最终核心是要让消费者积极参与，把内容分享价值做到极致，不是说一定要告别这种自嗨式，而是对传统传播方式要敢于颠覆和敢于创新。我们要对现有的能力有自信，同时要对未来敢于想、敢于做，我坚信未来公关行业会越来越好!商容(CIPRA企业公关工作委员会委员、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传播运营及公共事务副总裁)：我很荣幸参加了2015年的第一届莫干山思想峰会，虽然两年过去了，但仍记忆犹新。那是超越期望的一次跨界融合的讨论和交流，除了学界、企业界，那一次我们还有机会见到了当下非常活跃的新锐数字媒体的代表。今年，再次参加莫干山思想峰会，在各位学界专家和业界先锋面前，我愿抛砖引玉。我在公关行业工作二十多年，媒体、公关公司、企业都有经历，今年是我在微软工作第11年。怎么能常做常新?没有厌倦吗?我也时常这样问自己，公共关系的核心到底是什么?首先，我觉得公共关系是关于意义和价值，聚焦一些隐形的能力，比如观念、意识、文化，甚至是精神。公共关系是长远的，就像刚才郭院长说的Vision, 是“目之所不能及”。所以我想思考公共关系的未来时，其实聚焦的更多是隐形的东西，无形又非常有趣且变化的。公共关系涉及到组织里的每一个人，这是它存在的意义;同时公关促使建立人与人、人与科技、精神的连接，并推动文化变革，我觉得这一点意义非凡。十年前刚到微软工作时，接受《国际公关》采访，我说公关关系不应该只是公关部门的事。一方面，公关其实就像水之流动，无处不在，润物无声。组织里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员工，上到CEO下到普通程序员，他们都是公共关系环节中的一员，升华一下可以说是全员皆公关。另一方面公关要非常的聚焦，能够滴水穿石。我常常借用赵启正老师和吴建民大使合著的一本书《交流让人生更美好》来表达公关的价值。这个时代的进步和技术发展，让公共关系的范畴不断变化演进，既是无形，又是有形的，可以随着组织形态，随着人的思维框架呈现出迥异的个性。因此，我觉得公共关系的前景是宽阔宏大的。过去三年微软的CEO引领公司变革转型，我想不是产品和技术让微软的股票市值在过去的三年里增长超过三千亿美金，而是企业文化的改变、员工行为和观念意识的改变刷新了未来的想象。在宽泛的意义上，文化、观念和意识的转型，都应该属于公共关系的范畴领域。公共关系是战略的思考、是企业CEO管理团队和全员共同经营勾画的企业的灵魂。亲历微软的转型，对我是一种启发。重思公共关系的发展，我觉得关键也是不忘初心。对一切抱有好奇心，培养无所不学的求知欲，建立成长思维，迸发热忱。在观念、意识上如何达成人和人之间的认同、连接，如何用不同的方法实现希望达成的结果，我想这正是我继续在微软工作的动力。许正林(上海国际广告节执委会秘书长、上海大学广告系教授)：2016年我承担了一个国家哲社重大课题，是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现在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影响力不小，经济发展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军事、科技都在进步，但唯独中国的文化国际影响力不仅没有上升，而且还有所下降，这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前，国外对中国的认知大概有八个方面，我认为是八个问题，甚至我把它叫做国际负影响。第一，中国在国外的整体形象是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富差距很大，外界认为中国民众间很不平等。第二，社会治理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挑战，有35%的人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社会不公平等。例如最近北京群租房屋整治就闹得沸沸扬扬，这些局部和细节影响着国际对我们国家的全面评价。第三，对执政党的形象认知比较单一，存在悲观主义论调。但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世界政党联席大会，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会议也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公关事件，可以让世界正面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公关的意义远远大于会议本身。第四，伴随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威胁论不断升级。比如，澳大利亚总理说中国的威胁从过去的简单威胁，现在上升到经济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强大就像狼来了，这是我们面临的很不利的评价。第五，中国企业的形象整体偏弱。以前，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不太了解，走出国门非常艰难。“一带一路”实施后有更多的企业想要走出去，这就需要找人来研究国际市场和环境，这样的新课题是我们公关业需要介入的。第六，中国外交与承担国际责任的平衡问题。外国人都认为中国很强大，但是中国人只做利己的事情，很少承担公共义务，这样的见解对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非常不利。第七，孔子学院认知度比较低。严格来讲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战略性窗口，但目前都是以国家层面在做，这使得国外认为是文化侵入，很多国家都很抵触。我们推广中华文化，反而让别人起了防备之心，造成了传播不畅，而且单一的推广方式也是一个问题。第八，国外民众普遍对中国文化了解比较片面。通过对这八大问题的梳理，我认为大部分都与公共关系有关，因此都需要我们去解释、去维护。所以我提出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薛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系主任、教授)：我想谈的第一点就是科技让公关的领域更加开阔了。2015年我回国后，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有一天我母亲看黄历，说我的运势不好，需要生活中做一些改变，后来我就在“今日头条”上搜索了相关内容。有趣的是，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今日头条都会推送给我相关的内容。这让我惊叹于传播的精准性，也让我坚信由于科技的不断突破，公关对未来客户的画像将更加精准。第二个是新平台的出现。因为技术的发展让我们对外传播的平台有了颠覆性的突破。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片子叫《银翼杀手2049》，其中机器人对话时手一晃平台就出来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对接新的公关平台。新的平台让信息的传递更加人性化，让公关更加具有温度。脸书已经开始用AR技术删除虚假广告了，甚至开始帮助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推送给他们一些正能量的信息，这样的举措赢得了社会和用户的认同与赞扬。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高附加值服务，也是我们现代公关必须要做到的。第三，随着受众口味的变化，数字公关优势更突显。现在真正的购买者以及未来的主力军通常是90后、95后、00后，他们本身就是数字原住民。他们的信息搜索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更注重数字化和科技感的应用。比如，迪士尼的“长凳”视频点击率就很高，这让迪士尼更贴近新生代的消费者。这些数字原住民对企业形象的评价不再简单局限于企业自身的宣传，而是倾向第三方的评价，点评对他们更有影响力。因此，未来我们需要重新构建公关美誉度的评价体系，使之更适合新时代。第四，现代中国公关不再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开始从各个方面走向世界，我把这种公共关系生态环境叫做“共享共治公共关系生态环境”。从上海APEC到杭州G20，再到全球政党大会，中国公共关系要为世界的发展开出中国的药方。2014年至2015年，我在MIT商学院访学，阿里巴巴“双十一”的用户购买量，让美国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十分希望了解怎样的运作才能造就如此了不起的业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和外国学生将就业目光投向中国，他们明确表示中国是非常值得开拓的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构建中国公关的话语体系和中国公关的理论体系及实践体系，无疑是绝佳的时机。第五，从公关教育的角度来说，虽然目前开设公共关系学专业的学校少了一些，但是公关的外延却扩大了，因为公共关系变成了每一座城市、每一家企业、每一个人十分关注的重点议题，而并不单单是公关部的职责了。最后，公共关系发展的另一新特点就是跨界合作，公共关系的发展不再单纯是独立学科的发展，而是协同社会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心理学、物理学、市场营销学等学科发展的前沿思考与技术，要共同推进，共同发展。梁梁(一汽-大众奥迪互动营销部部长)：尊敬的赵会长、惠民校长，各位专家、同行，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今天这次高水准的行业闭门研讨。在这里，我也心怀喜悦地见到了我的多位老师。他们在我从事公关行业的11年里，给予了我很多帮助和支持。作为学生，能够不断得到老师的教诲是一件幸福的事。同时，听老师的话也非常重要，接下来，我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谈三点想法。分别是公关是一种技术活;融合;以及做数字营销所需要关注的“四力”。方才几位专家很有画面感的描述了公关的“美感”和“艺术性”，我想，无论是公关还是数字营销，这都是传播所需升华到的境界。在追求这个境界的路上，我说说当下企业公关所面临的痛点和挑战。由于大数据和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好最前沿的传播技术，对品牌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更快更准地找到目标客户，帮助我们理解和洞察购买决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对这些原因的系统性分析又可以为我们的传播策略提供参考。简言之，企业和品牌需要基于数据实现内容的吸引力和传播路径的精准性。同时，加速创造更为丰富、品质更高的内容，使传播更有效率。对传播效果可追溯、效果可评估的要求也愈发凸显。营销动作和行为需要越来越多的考虑为品牌创造流量入口和分解流量入口。而自带流量的内容又需要专业的策划和锤炼。未来，传播过程中，对内容和创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融合就我的理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学界、企业/品牌、以及行业从业者的大融合。随着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出现，媒体环境、受众接受信息的方式和阅读习惯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路径，凸显了对信息传播时效性和对从业人员快速反应、高执行力的要求。学界的战略规划和研究、企业的业务实践、行业代理公司的执行，将会更高频的互动和更为全面、深入的融合。二是公关在职能上的融合。公关在做好媒体关系维护、品牌形象塑造、产品沟通等基础工作的同时，要更多的思考如何与用户和公众产生对话，实现公关的媒体属性，创造更多的交互、流动、跨界，甚至是越界。这种融合一定是为传播效果服务的。如百精院长讲到的，公关可以成为关系网络、关系平台的建立者和运营者，这个观点给了我们启发，我们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实践。互联网时代，从工作实践出发，我觉得无论公关还是数字营销，都需要关注四力。一是用户力：即以用户视角规划传播;二是内容力：持续创造优质内容的能力;三是数据力：形成以数据为依据指导传播策略到内容产出、精准传播、用户有效转化、数据沉淀积累的闭环;四是文化力：在做好以上三力的同时，需要追求“文化力”的修炼。文化力能够体现企业或品牌的理念和价值观。文化力的具体呈现，可以反映企业或品牌的品格和格局。有了文化力，才能将品牌传播升华到更高的层次，实现大众对品牌的符号性认知。范卫锋(高樟资本创始人)：我自己是做自媒体的，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公关就是宣传。从媒体的历史车轮来看，一切的起点变化是技术，新技术产生新的渠道，新的渠道推动新内容的产生和新消费习惯的出现。从最早的甲骨文、竹简、印刷术、电视技术、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到现在的微博、微信等等。我们从这一演变历程可以发现，每一次技术结构性的变化都引起渠道的大幅变化，而投资方是根据技术变化去投渠道上新的内容，因此所谓的内容红利往往产生于新的流量平台，这是媒体浪潮向前推进的基础“车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子的路径正不断发生变化，而变化中的每一代都有其各自鲜明的群体特点，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每一代的总结。60后的关键词叫情怀。这一代人在文革末期的浪漫主义熏陶下度过了童年，在80年代偏自由的理想主义时代下度过青年，才有了这样的特点。70后赶上了诸多的利好政策，我对他们的总结是“薅羊毛”。对于80后，我认为有两个词可以总结他们的特点：一个是反叛，另一个是奋斗。这一代的人在物质上比较悲摧，特别是85后赶上了房价的暴涨，因此奋斗成为他们的人生主题词。90后的特点是比较自我，个人认为90后是特别容易管理的人，在他们的世界里快乐和成就感超越于薪酬。此外，最近两年我们看到的新气象是95后，他们的主题词是爱国。这一辈的人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充满了对国家的自豪感。当这一代人成为消费者之后，中国的民族品牌可能会彻底崛起。除了“车轮”以及人群特征要关注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件也值得我们深思其中的涵义。比如美国总统大选、华为的闹钟事件、霍去病的雕像等等，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它们对公关传播的启发。最后，我想说，原来我们在网络上发布很多信息去传播内容，都是希望把控住信息的来源和发声的权威，从而去控制信息的传播路径和质量效果。但是社交网络的崛起打破了发声的门槛，打破了传统内容生产线里面所谓的“把关人”的控制，你不知道谁就会在什么时候发布了一个什么信息从而引起了舆论震动。我建议可以转变一个思路，从做传播起点的“把关人”到打造传播终点的“总开关”。虽然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起点内容，但你能够打造一个绝对的终点内容，让用户认为自己找到答案了。胡百精点评：刚才几位嘉宾的演讲都非常的精彩，在这之上我再解构一下。黄总提到用户生产、众包的问题，智能技术对于公关从业颠覆性的改造，公关作为情感表达体系和艺术审美体系的价值问题，内容自带流量，云的传播等等。我想说，一条、二更这样的视频网站，事实证明就是公关公司加广告公司，完全是客户定制的，可以说他们现在的火爆是公关界的耻辱。很多公关公司巨大的投入都没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能说传统的公关业到目前为止只有渠道管理能力，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内容生产能力。黄总的公司在这方面一直有突破性的努力，但很多同行在这方面没有做的足够好。商总谈到公关要在战略层面上，公关要连接人和科技，公关人要不忘初心，非常好。前几天参观了微软，非常的震撼，微软真的是脱胎换骨，已经不是生产视窗的机构，所以我用“伟大”形容这家创造性的跨国公司。许教授讲到国家公共关系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行业视角。薛可老师，讲到了技术变革，等等。借此，我想再分享一下关于价值的问题。人类到最后会怎样?其实人类最后的能力，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不会被机器瓦解，因为人类超越其他物种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建造了所谓的价值。事实和价值是哲学认识论当中特别有名的二分法，人类为什么创造一个价值体系?因为我们面临一个悲剧的宿命——人是唯一知道自己必死无疑而无力改变的动物。此外，还有艺术的问题。人具有审美感，我们听音乐、画画、看日出，会笑，会流泪，有理想，有一个终级不灭的价值信仰，这一套是机器替代不了，也是公关行业替代不了的。广告无论怎样表达的都是商业理想，只有公关介入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才可以创造一个未来。梁梁部长讲到了融合的问题，尤其是“四力”——用户、内容、数据和文化。我最近和梁梁接触比较多，我想跟在座公关公司的说，不要认为甲方什么都不懂，乙方公关团队忙得四脚朝天，缺乏内部扎实的培训，年轻员工对整个公关大时代的理解力和判断力都没有养成，如何让甲方信任，让你改造自己的企业?最后，范卫锋师兄谈到的两个词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总开关”，确实我们公关业发展的变革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抓到总开关是必要的。还有一个词是“内容红利”，可惜我现在只见到内容而没有红利。